日前，湖南留守女孩鐘芳蓉填報北大考古專業(yè)的事情，讓一向“冷門”的考古學“火出了圈”，雖然被不少網(wǎng)友質(zhì)疑“沒錢途”，但包括樊錦詩在內(nèi)的多位考古界前輩紛紛發(fā)聲“撐她”，瞬間讓鐘芳蓉成為考古界的“團寵”。 

考古學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專業(yè)？有著怎樣的學科魅力？近日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考古界的另一位“大咖”霍巍——中國著名考古學者，四川大學杰出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全國模范教師，教育部長江學者，用自己的求學經(jīng)歷和考古傳奇揭開考古學的神秘面紗。

霍巍 

“馬拉山口正修水渠，那兒有一塊刻著漢字的石頭，你們快去看看，有沒有價值，不然可炸啦！”

西藏吉隆縣宗喀鄉(xiāng)鄉(xiāng)長羅桑的一句話，讓霍巍一掃初到高原的不適和疲憊，頓時興奮起來。他隱約感覺到，這塊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的“漢字石”，一定“不簡單”。

1990年5月，四川大學考古系青年教師霍巍和李永憲，到西藏參加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，他們被派往日喀則地區(qū)最南部的吉隆縣，在苦苦尋訪文物線索時，一塊“神石”如從天降，讓霍巍叩開了西藏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的“大門”。

高聳的崖壁下，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銘依山而立，因為被當?shù)夭刈迦罕娨暈槭ノ?，表面涂滿厚厚一層酥油。當霍巍靠近石刻，發(fā)現(xiàn)下部已經(jīng)殘損，銘刻文字更是漶漫不清。

考古隊員就地用噴火燈燒起開水，兌化了一袋洗衣粉，開始洗刷碑面的酥油。碑刻的底子漸漸露了出來，霍巍的手有些顫抖：碑額上，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一排五厘米見方的篆書榜題赫然入目。

“嗬！難道是一塊唐碑？！”霍巍心跳加快。

隊員們壓抑住內(nèi)心的激動，加緊了清洗，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顯現(xiàn)：“維大唐顯慶三年，大唐馭天下之……”霍巍雙眼瞪大：“顯慶三年，即公元658年，這塊碑竟然比舉世聞名的‘唐蕃會盟碑’還早160多年！”

經(jīng)過一個多小時的清洗，石碑現(xiàn)存24行、約200多個文字全部展現(xiàn)在考古隊員面前。碑文大意是：顯慶三年，大唐國力強盛，高宗皇帝派遣“左驍衛(wèi)長使”王玄策等“關內(nèi)良家之子”十數(shù)人出使天竺。使團一路翻雪山、過棧道，經(jīng)“小羊同之西”前往天竺。途徑吉隆山口時，目睹山河之壯麗，感慨路途之艱辛，又聯(lián)想到勒石燕然的舊事，認為非樹碑無以記功德，非刻銘無以示威儀。于是，便有了這記載歷史的遺跡。

大唐天竺使出銘局部

公元7世紀中葉，中西交通上出現(xiàn)了一條新的國際通道“（吐）蕃尼（婆羅）古道”，這條道路經(jīng)拉薩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加德滿都谷地，再經(jīng)泥婆羅首都而入印度。但長久以來，“蕃尼古道”僅存在于史料記載之中。

“這條路究竟在哪里？”霍巍一直在尋找。直到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被發(fā)現(xiàn)，才證明了這條新路線的存在，同時明確了準確的出山位置，更讓王玄策這一大唐外交的風云人物，從歷史的長河中慢慢浮出水面。

“很多歷史在沒有被發(fā)現(xiàn)以前，就是一片空白?！闭f話間，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難掩興奮，滿眼放光。西藏考古30年，白發(fā)不知不覺爬上了霍巍的雙鬢，年歲日長，血壓漸增，他笑稱：“每次從高原下來，‘緩過勁兒’的時間越來越長?！?/span>

也是在這被霍巍感嘆為“幸運”的30年中，他和“鐵桿兒”隊友李永憲，“一去高原數(shù)千里，俯身埋頭便經(jīng)年”。

從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開始，史前的“細石器”，比文成公主歷史更早的絲綢、茶葉，來自中原和中亞各地的青銅器、金銀器、珠寶、香料……不斷被探知、發(fā)現(xiàn)，它們褪去歷史的風塵，將西藏的前塵往事娓娓道來，讓神奇瑰麗、撲朔迷離的西藏文明，不再停留在“據(jù)說”、“相傳”……

尋找“王玄策”

貞觀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，長安城中一個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，正躊躇滿志地清點隨從、整理行裝。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，他將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。四年前，他曾作為副使，隨正使“衛(wèi)尉寺丞”李義表，護送中印度戒日王使節(jié)回國。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印度次大陸的土地，天竺諸國異域風情和戒日王熱情隆重的接待讓他記憶猶新。

不料，當王玄策歷經(jīng)艱辛第二次到達中印度時，與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，權臣阿羅那順篡位，并自立為王。阿羅那順改變了與唐交好的策略，派兵襲擊了大唐使團。王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眾迎戰(zhàn)，終因力量懸殊，寡不敵眾，矢盡被俘，使團所攜財物，也被悉數(shù)劫掠。

王玄策趁機逃脫，趕往吐蕃西部邊境，以唐蕃“甥舅之國”的名義，征招尼婆羅國（今尼泊爾）7000騎兵和吐蕃1200人精銳甲兵，掉頭攻打阿羅那順，大破中天竺軍隊，并將俘虜?shù)陌⒘_那順押解回長安。據(jù)考證，佇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國君長石像，其中一尊便是阿羅那順。

今天，史學界以外所知的王玄策，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《天竺熱風錄》，這本奇幻小說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歷史為藍本，用豐富的想象力，細致描寫了天竺的人文風物和蕃尼聯(lián)軍大戰(zhàn)阿羅那順的宏大場面，引發(fā)了不少讀者對這段歷史的關注。

漫畫版《天竺熱風錄》中的王玄策

然而，中國史書對王玄策的記載極少，新、舊《唐書》皆未為其立傳，王玄策所著《中天竺國行記》一書也已散佚，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，散見于《法苑珠林》等幾部佛教書籍中。王玄策這個“孤膽使節(jié)”，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。

背靠巍峨的喜馬拉雅雪山，王玄策統(tǒng)領尼婆羅、吐蕃聯(lián)軍，策馬馳騁在恒河平原……這樣的畫面，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腦海中浮現(xiàn)，在他的胸中激蕩。

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，王玄策是如何縱橫來往于大唐、吐蕃、尼婆羅、天竺諸國的？他行走的是哪一條路線？他數(shù)度出使天竺，是否遺留下蛛絲馬跡？疑問，久久縈繞在在霍巍心間。

1978年，21歲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學。那年，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計劃歸口到了歷史系，填報歷史系的霍巍，陰差陽錯到了考古系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是中緬邊境某部隊的一名邊防戰(zhàn)士，從軍的經(jīng)歷讓霍巍對戰(zhàn)爭史和相關的歷史人物充滿興趣。

霍巍在川大讀書時，可謂大師云集，“群星璀璨”。當時，川大考古系授課教師大多有歷史學、人類學、民族學等學科背景，其治學主張把考古材料置于歷史環(huán)境之中，更要把歷史學、人類學等學科研究方法運用到考古學中。

教授中國西南考古課程的童恩正老師讓霍巍至今難忘。課堂上，童老師不僅運用大量民族學、人類學理論分析考古實例，語言更是生動華美。

“用‘華美’這個詞，真是一點也不為過！”霍巍說，也許很難想象，童先生還是一個科幻小說作家，他的代表作《珊瑚島上的死光》、《古峽迷霧》曾開啟了一代青少年對考古的遐想。

至今，霍巍還能清晰地記得，童恩正講述案例時的神情和語態(tài)，“畫面感極強，扣人心弦、引人入勝……”

“沒有想象力的考古學是沒有靈魂的?！备矣谙胂?、大膽假設、科學求證，霍巍沒有想到，自己老師別具一格的講課風格和治學理念，多年后，竟成為他學術追求的動力源泉。

1990年，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在全國各地展開，西藏自治區(qū)缺少專業(yè)考古力量，向全國借調(diào)人手，四川大學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憲兩位教師赴藏支援，那年，他倆剛剛33歲。

霍巍講起第一次進藏時的情景，也頗具“畫面感”。他和李永憲在成都一家“蒼蠅館子”點了兩份肥美的“粉蒸肉”，“認真地”吃罷，便對李永憲說“走！”。

30年前的霍?。ㄓ遥┖屠钣缿?/span>

這一聲“走”，頗有些“風蕭蕭兮”的意味。對于西藏之行，霍巍除了“徹夜難眠”的興奮和激動，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隨形。西藏是考古領域的一片“處女地”，“怎么去做工作，結果會怎樣，誰的心里也沒底?！?/span>

被派往日喀則地區(qū)的路途中，霍巍極盡腦力，聯(lián)想他所知的關于西藏歷史的一切，王玄策這個令人“蕩氣回腸”的名字，再一次浮現(xiàn)出來。在吉隆縣尋訪文物線索時，霍巍在心中預設了一個關于王玄策的“主題”，逢人便問“有沒有見到過刻著漢字的東西？”

冥冥之中，霍巍有一種預感，“一定能找到王玄策！”

“直到‘大唐天竺使出銘’中‘大唐’兩個露出來的時候，那種預感越來越強烈。”

“果然，王玄策的名字也跟著出來了?！?/span> 

“牧女獻糜”與“牧女引路”

結束日喀則地區(qū)的文物普查之后，1991年，霍巍與李永憲“轉戰(zhàn)”山南地區(qū)，1992年又“開拔”阿里地區(qū)。三年時間，倆人的足跡已遍布大半個西藏。

田野考古工作，風餐露宿，是公認的“苦活”。高原考古，更是“苦中之苦”，苦到什么程度呢？高原上物資供應不足，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鍋面條，舍不得吃完，第二天早上熱剩下的半鍋當早餐。

一次，他特別想吃蘿卜，找來找去，發(fā)現(xiàn)只有當?shù)禺a(chǎn)的“藏蘿卜”。他便買了兩個，放進高壓鍋里燉了一個多小時，拿出來用刀切，鏗鏗作響。

霍巍苦笑道：“我的天，這是世界上最硬的蘿卜！”

“對付”生活之苦，唯有心態(tài)的達觀。

有一回，考察隊的車陷在河道中，形勢危急，坐在副駕駛李永憲第一時間搶出了裝相機的包，里面全是調(diào)查的一手資料。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還笑著埋怨，“居然沒有第一時間搶救我！”

霍巍和李永憲搶救落水的考查資料

1992年，西藏自治區(qū)文物普查工作即將告一段落。本是“苦日子”的終點，但又一個意外的發(fā)現(xiàn)，讓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緊緊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，信徒開鑿巖窟、雕塑佛像，以供禮拜和僧侶修行、居住。隨著佛教東漸，石窟寺也隨著僧侶東行的腳步傳至中國。據(jù)考證，中國開鑿石窟約始于公元3世紀，興盛于5-8世紀，最晚的延及明清。

通過對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的石窟形制以及造像差異進行對比研究，考古學家發(fā)現(xiàn)，5世紀晚期以前，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響，可能與佛教藝術自西向東傳播有關。5世紀晚期以來，佛教窟龕在新疆以東逐漸形成“本土化”特點，但其發(fā)展演變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。

“從新疆到北方，再到南方，如果把各地的石窟聯(lián)系起來，就會驚訝的發(fā)現(xiàn)，石窟的發(fā)展史，就是一部中國古代交通發(fā)展史、一部文化交流史?！弊尰粑「械揭苫蟮氖牵鞑刈怨乓詠矸鸾膛d盛，可這一地區(qū)除了分布廣泛的摩崖龕像，幾乎沒有一座大型的石窟。

有學者甚至下了定論：“西藏沒有石窟寺！”

霍巍把這種現(xiàn)象稱為中國佛教石窟發(fā)展“鏈條”上“缺失的一環(huán)”。在尋訪文物的時候，他如同尋找“王玄策”一樣，刻意留意著，“有沒有見過有畫的山洞？”但得到的，幾乎都是否定的回答。

阿里地區(qū)札達縣托林鎮(zhèn)東嘎村和皮央村，象泉河谷附近兩個閉塞的小村莊，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極一時的宗教和文化重地。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，霍巍結束了在皮央村的調(diào)查，在返回東嘎村的路上，遇到了一個牧羊少女。

女孩向他們揮手，“我能搭你們的車么？”“當然，上車！”

“手勤、眼勤、腳勤、口勤”是考古人的“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”，也是霍巍一直堅持的工作習慣。他見這個牧羊女能講漢語，便問道：“你放羊的時候，有沒有見過有畫的山洞？”沒想到，這個女孩肯定地點了點頭，并答應為考古隊帶路。

霍巍喜出望外，跟著牧羊女來到一片斷崖之下?！耙惶ь^，好家伙，密密麻麻的洞窟，就像蜂巢一樣?！?/span>

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戈壁上，午后陽光的炙烤讓人幾近窒息。為了接近這些洞窟，又渴又餓的考古隊員們，手拉手形成“人鏈”，在陡峭的崖壁緩緩移動。

當進入其中一個較大的洞窟時，霍巍震驚了：滿目丹青！四壁滿繪象征佛教宇宙觀念的曼荼羅（壇城圖），天然礦物顏料使得壁畫歷經(jīng)千年而彌新，如同綴滿珠寶的巨幅錦繡?？唔斒撬奶锥沸卧寰@種模仿佛殿結構的“覆斗室”形制，普遍流行于隋唐時期開鑿的洞窟之中。

中原風格的龍鳳，波斯風格的雙獅，克什米爾風格的神佛、菩薩……洞窟中的壁畫的造型、繪制技法吸收多方藝術，而又渾然一體，青、藍與絳紅色調(diào)的猛烈碰撞，勾勒出一個既輕逸雅致，又樸拙厚重的佛國凈土，讓人聯(lián)想到了龜茲克孜爾，想到了絲路敦煌……

石窟藻井局部

受多重文化影響的飛天形象

洞窟中的十一面觀音形象

眼前的景象讓考古隊員們震撼、驚喜，全身如同走過微弱的電流，橫掃倦意。大家馬上投入工作，忙著測量、繪圖，卻沒有注意到，為他們引路的牧羊女已經(jīng)悄然離開。

后來，皮央東嘎石窟群在國內(nèi)外引發(fā)轟動，雖然當時還無法判斷其準確的開鑿年代，但根據(jù)其創(chuàng)作風格推測，應當在古格王朝早期。

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對佛教采取禁絕措施，史稱“朗達瑪滅佛”，后來吐蕃崩潰，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，于公元10世紀左右建立古格王朝。皮央東嘎石窟大約創(chuàng)建于此時，即學界所稱的“藏傳佛教后弘期”初期。在霍巍看來，如此宏大精美的石窟寺，沒有相當?shù)呢斄Α⑷肆?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皮央東嘎石窟群的發(fā)現(xiàn)，不僅從側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等情況，更補全了佛教藝術發(fā)展“鏈條中”重要的一環(huán)。

置身金碧輝煌的殿堂之中，人們甚至可以想象，一撥撥來自東亞、中亞、南亞等地的佛教僧侶、能工巧匠，帶著虔誠的心，通過不同的通道，在阿里高原匯集，交流思想、碰撞智慧，焚膏繼晷，將不同的文化付諸筆端、薈萃一堂。

重大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固然讓人欣喜，而讓霍巍念念不忘的，還有那個引路的牧羊女。3年、5年、10年……此后每一次到阿里，他都多方打聽，苦苦追尋小女孩的下落，可惜始終沒有結果。

為考古隊開車的藏族司機深受感動，他勸解霍?。骸鞍凑瘴覀儾刈迦说恼f法，那女孩就是‘娜姆’，天女下凡！佛陀苦修時，有‘牧女獻糜’，助他證悟得道。上天知道你們是來保護文物的，就派‘牧女引路’，這是緣分??！”

霍巍釋然了。如同考古工作一樣，既需要“執(zhí)著”，但怕的也是“執(zhí)著”。

不少人印象中，考古如同近年來流行的“盜墓文學”一般，驚險、刺激，充滿神秘。

但在霍巍看來，考古工作大多數(shù)時候都是平淡而瑣碎的，“誰也不知道一鏟子下去，到底能發(fā)現(xiàn)什么，偶然與必然，努力與運氣，科學與探險，常常交互作用”，唯有抱著敬畏之心、平常之心，“但行好事”。

“人們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，才能自信而坦蕩地走向未來?！被粑≌f，從這個角度看，考古學不僅還原著祖先的生活，更推演著社會的變遷、探索著我們前行的道路，“這也是這門學科的力量所在?！?/span>

走出中國特色的“考古路”

西藏考古三十年，霍巍一直都在尋“路”。盡管高原常常用稀薄的氧氣、大雪封山、塌方、泥石流阻礙考古隊員的腳步。

在被視為“生命禁區(qū)”的青藏高原，人類何時涉足？如何生存？高原文明的發(fā)展與演進，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區(qū)有相似的歷程？

這許許多多的“空白”和“秘密”，讓霍巍魂牽夢縈，步履難停。

上世紀70年代，四川大學教授童恩正帶領考古系76級學生開始進入西藏考古，他們于1979年發(fā)現(xiàn)了西藏第一個新石器時代人類村落遺址——卡若遺址，填補西藏史前歷史的空白，同時也開辟了西藏考古這一專業(yè)領域。

在那之后，霍巍又舉起“接力棒”，將西藏考古發(fā)展成為國內(nèi)外高度關注的“顯學”。

2013年夏天，霍巍和他的學生仝濤在印度河上游象泉河流域的西藏噶爾縣調(diào)查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一批公元3世紀左右的墓葬，他們認為這批遺址屬于比古格王朝更為古老的象雄文明。

在漢文典籍中，象雄被稱為“羊同”或“女國”，這個王國世世代代由女性執(zhí)掌政權，以畜養(yǎng)牛馬為業(yè)。藏文文獻中記載，象雄疆域遼闊、國力強盛，是西藏本土宗教“雍仲本教”以及藏醫(yī)藥等文化的“源頭”。古老的象雄文明被后來興起的吐蕃所滅，但文獻和傳說中所述的象雄，大多無法從考古材料上來加以確認，留給后人一個又一個的歷史謎團。

霍巍在西藏調(diào)查古代墓葬

8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，連綿的雨水讓泥土格外酥松，一輛卡車行至當?shù)厝朔Q為“穹隆”的地方，碾壓過的路面陷下了一個大坑。

附近古魯甲寺的僧侶幫忙把卡車抬出來，發(fā)現(xiàn)這個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。這一偶然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引起霍巍團隊的極大興趣。

一清理，不得了！墓主人頭戴黃金面具，渾身裹滿絲綢，在頭部附近的絲綢上，考古隊員發(fā)現(xiàn)了“王侯”兩個漢字?；粑≌J為，帶著漢字的絲綢，不可能是當?shù)爻霎a(chǎn)的，極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贈與當?shù)刭F族首領的禮物。

發(fā)現(xiàn)還在繼續(xù)。考古人員在出土的一些銅器和木器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茶葉狀的食物殘渣。經(jīng)檢測，這些殘渣的確是茶葉，碳十四測年距今1800年左右，成分與漢景帝陽陵中出土的茶葉完全一致。

“我們的歷史書上寫著，唐代文成公主入藏，第一次給西藏地區(qū)帶去了茶葉。但在這次考古發(fā)掘中，卻發(fā)現(xiàn)了漢晉時代的茶葉，比文成公主時代還要早幾百年?！被粑⌒ΨQ，“這難道不是一種很奇妙的收獲嗎？”

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，這樣的“奇妙收獲”實在不少。當把越來越多的考古線索聯(lián)系到一起，一個嶄新的概念漸漸在他的頭腦中建構起來。

“在皮央遺址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的一柄雙圓柄首青銅短劍，與四川鹽源出土的短劍類似，甚至三角形的紋樣都是一致的；又如在拉薩出土的一柄銅鏡，鏡柄樣式是西方的，但鏡面紋飾在云貴高原出土的同類物品中多有發(fā)現(xiàn)?！痹诨粑】磥?，青藏高原與中原內(nèi)地，山河阻隔，沒有貿(mào)易或人員交流，很難想象有這么多的“巧合”。

“過去人們講到絲綢之路，往往想到的是北邊的陸上絲路或者南邊的海上絲路，似乎選擇性的避開了青藏高原。青藏高原是封閉的嗎？從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角度說，絕對不是！”霍巍談到，西藏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了充分的證據(jù)，證明“青藏高原絲綢之路”的存在，青藏高原自史前以來，便與外界保持著密切的聯(lián)系和交流。

“這條‘路’并不是特指‘某一條路’，而是一個網(wǎng)絡，在不同歷史時期、不同王朝統(tǒng)治的背景下，長期存在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?！?/span>

“青藏高原絲綢之路”的提出，引發(fā)國內(nèi)外學界的高度關注和肯定。但在霍巍的敘述中，這樣的成果與川大考古系數(shù)十年來堅持的“學術道路”密不可分。

20世紀初期，西方現(xiàn)代考古學傳入中國。西方理論主張以實物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，類型學、地層學為基本研究方法，但主要針對史前時期和沒有文字記載的考古現(xiàn)象。

“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，不僅有著幾千年連綿不絕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更有著獨特的文字和文獻體系。”霍巍說，如何在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基礎上，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時期考古之路，是川大幾代學人苦苦探尋的目標。

上世紀20年代，國學大師王國維在繼承宋代金石學、乾嘉考據(jù)學的基礎上，把傳統(tǒng)金石文獻的范圍擴大到甲骨、簡牘等地下出土材料，提出“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”，開創(chuàng)“二重證據(jù)法”，深刻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發(fā)展。

1937年，著名的人類學、歷史學、民族學家馮漢驥受聘于四川大學歷史系，成了川大考古“第一代”。馮漢驥對“二重證據(jù)法”十分推崇，在辦學過程中，主張考古與文獻并用、互相印證。

同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，更是提出將考古學與民族學、民族史、民俗學等領域的研究結合起來，將“二重證據(jù)法”發(fā)展成為“多重證據(jù)法”。從此，重視文獻成為川大考古學研究的一大特色。

霍巍深受“川大傳統(tǒng)”的影響，所獲如春風化雨，點滴在心。

霍巍的研究生導師張勛燎，是考古系的“第二代”。張勛燎主講歷史時期考古和考古目錄學，一打開書本就講方法論，講歷史時期的考古有什么特點、有什么材料、有什么方法解決問題。他告誡學生“事不孤起，必有其鄰”，要用縱橫聯(lián)系的眼光看問題，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，擺回到它的歷史背景當中去。在講到具體案例時，張勛燎可以調(diào)動大量文獻材料，運用‘朔望干支斷代法’、‘地名、職官斷代法’等十幾種斷代方法，解決若干時代問題，甚至可以把考古斷代時間精準到年、月、日。

霍巍說，張老師的本事讓他極為震撼，當年老師傳授的方法，讓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淺，也成為了川大考古系的“傳家寶”。

如今，在繼承傳統(tǒng)的基礎上，川大考古系不斷彌補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，在山地考古、西南考古、道教考古、藏傳佛教考古等領域獨樹一幟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理論和方法。

這過程中的酸甜苦辣，霍巍最能體會。

在他的學生時代，考古學界中有人“言必稱西方”，彌漫著“做文獻的不看考古，做考古的不看文獻”的風氣?！皥远ú灰疲咦约旱穆?！”張勛燎說話的神情和語氣，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。

參考資料——

宿白《中國石窟寺研究》、四川大學報《川大教授霍巍、李永憲：我們與西藏考古的三十年》、霍巍《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時代使命》、四川大學明遠考古文物社口述歷史文稿